展覽櫃裡陳列的不只是標本，還有人為建構的世界觀。

二十世紀初的紐約，是工業、金融與文化力量匯聚的國際舞台。在這個時空背景下，美國自然史博物館(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)不僅是一座收藏與展示自然奇觀的殿堂，更是一個以科學名義塑造世界觀的權力中心。作者帶我們回到 1908 至 1933 年間，揭開了當時博物館光鮮外表下，充滿偏見與意識形態的一隅。

1920年代的美國，一年可湧入近一百萬的移民。紐約高社經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憂心白人即將滅絕，而各自透過其影響力宣揚優生學與種族階級論。其中一人即當時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館長亨利·費爾費爾德·奧斯本(Henry Fairfield Osborn)。那是個自然史黃金時代，博物館每年派出數名古生物學家、鳥類學家、動物標本剝製師前往世界各地冒險，獵殺動物、挖掘化石，將其帶回美國做成展示品。奧斯本利用這些探險成果，將生物多樣性編排成符合其種族階級論的展覽邏輯，以科學、藝術與教育多重外衣包裝，制度性地灌輸大眾。例如展覽空間的陳設透過物種排列與地理分佈，暗示進化層級與文明優劣，更強化白人探險家作為知識與文明傳遞者的中心地位。

書中另介紹兩位人物，亦是奧斯本種族理論的完美模特兒: 蒙古戈壁沙漠尋找化石的傳奇探險家安得思(Roy Chapman Andrews)和將動物標本藝術推至巔峰的現代標本剝製術之父卡爾·埃克利(Carl Akeley)。埃克利是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非洲哺乳動物館的創建者，他對藝術的追求以及安得思對成名的渴望，與奧斯本的野心不謀而合，成為這段歷史的共犯。作者作為美國國家自然史博物館現任哺乳動物館副館長，不僅熟悉館藏資料、經手過安得思與埃克利的戰利品，也曾親自踏足他們當年探險之地，為書中場景增添了臨場感。讀者既能感受到移地冒險的壯闊，又會被其中道德複雜性所觸動。

近年來，全球多家博物館開始重新審視館藏來源與展覽敘事，質疑它們是否延續了殖民與種族偏見。這本書提供了歷史事實，讓我們理解這些對話為何必要。因當時博物館作為大眾對萬物理論接觸的第一線，書中對奧斯本操縱科學話語的分析，對當前反思「誰控制科學敘事」具有啟發性。我們在消費文化與知識時，往往忽略背後的權力結構，無論是展覽、媒體報導，還是旅遊行程，都可能是被人為編排的敘事。這本書並不是單純的探險史，而是更深層地對權力與知識生產方式挖掘。讓讀者了解即便是自稱「中立客觀」的科學殿堂，也可能成為意識形態的溫床。